
赵忠德
摘要:本文对母语、二语和外语的认知过程进行了区别,并对母语、外语和思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认为语言是思维的载体,人的大脑中语料库的存量决定了母语、外语和思维的走向。本文认为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的,也存在中国英语皮钦语。外语学得的途径应该是读、听、说、写、译,充足的学习时间是必要的。
关键词:思维;母语;外语;中国英语;外语学得
关于母语(L1)对二语(L2)或外语学习的影响问题,在国内外已有大量的著作和论文阐述,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了。然而,在讨论中,有些范畴划得不清,有些概念比较模糊,因此,越讨论越糊涂,成了一锅总也煮不烂的粥。本文想做一些尝试,供同仁们批评指正。
1.母语、二语、外语
认知是思维、记忆、感知、识别、归类等各种心理过程。语言的认知先是通过听和读来理解和摄取,然后通过说和写进行运用。听的过程有被动的心理活动和主动的心理活动,即下意识的过程和有意识的过程。读的过程一般是主动的心理活动,即有意识的过程;说和写也是一种主动的心理活动,但是听和说是形成习惯的过程。语言习得的过程是被动的、下意识的心理活动过程,而语言习得的过程则是主动的、有意识的心理活动过程。
母语是人进入人类社会所掌握的第一种语言。就其认知过程来讲,母语的习得主要指通过听这种下意识的摄取过程。一个人通过听所感知的语言材料记忆在大脑的语料库中,为日后的运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文字符号是要经过有意识的心理活动过程才能学得的,所以读和写的能力是有文化的人的象征。而文盲只能听和说,不能读和写。如果能用母语读和写,听和说是不成问题的。能用母语读和写的人就不是文盲了。
Ellis(1985:5)认为第二语言和外语的获得都是习得,只不过第二语言是一种无指导的(untutored)或自然的习得(naturalisticacquisition),而外语是一种有指导的(tutored)或通过正式讲授而习得(classroomacquisition)。陈昌义(2001:11)结合中国外语教学的实际情况,分析了狭义和广义的第二语言,对第二语言和外语进行了界定,认为“中国人在中国境内学习其他国家的语言,应称之为外语”。笔者同意陈昌义的观点。
二语从狭义上来讲,是在目的语国家的语言环境中习得和学得的,心理活动的过程与母语相近,存在下意识的心理活动过程,也存在有意识的心理活动过程。然而外语却是在非目的语国家的语言环境中学得的,听、读、说、写都是一种有意识的心理活动过程。如果学习者能听、能说,他也就能读、能写。不过,能读、能写外语的人,未必能听、能说。这正好和母语的习得规律相反,因为在外语学习者中没有文盲。
Stern(1983:356)为语际语(interlanguage)[1]研究设计了一个语言熟练程度(levelsofproficiency)连续体,从最不熟练(minimumproficiency)到特别熟练(maximumproficiency)。特别熟练的程度实际上已经接近母语的程度。宁春岩(2001:3)认为,第二语言中确实存在“不可学得的东西”,在第二语言习得和学得中没有一个成功者。不管外语学习者如何努力,他永远到达不了希望的彼岸。如果不经常练习、复习,做不到“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就会退步。

2.语言与思维
大多数心理语言学家可能都趋向于这种认识:思维是一种心理现象,它不是天生的,而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社会的产物;语言则是人类传达、交流和保存思维成果的主要工具,是思维的主要物质外壳。(孙晓青2002:17)思维是一种抽象的机能,语言是思维的载体(vehicle)。思维先于语言、创造语言,同时语言协助思维、局限思维。思维与母语和目的语的关系可以下面的图形表示:

人的大脑记忆系统有语料库,每学习一种语言,都会在这种语言的语料库中积累词汇、词组、句型、成语、谚语、甚至篇章。由于人对各种语言掌握的程度不同,因而不同语言语料库的库存量也不一样。母语语料库的库存量肯定比二语或外语语料库的库存量要大得多,因此思维载体的数量也就大得多。
由于外语学习的过程是有意识的心理活动过程,所以听和读都是有意识的学习活动。读(包括朗读)应该放在听之前,因为如果学习者大脑的目的语语料库中没有这些语料,或这些语料的读音方式和所听的语料不一样,学习者是听不懂的,他也就没有思维的载体。读是语料采集的主要方式,听则是附属方式,并且是对所读材料的复习和印证的方式。读的时候,如果借鉴目的语母语双语词典,学习者的思维方式必然依靠母语,即
目的语→母语→思维(概念)
如果母语中没有这个词或表达方式,学习者可以依靠语境、目的语教师的讲解或目的语词典去理解,利用目的语直接思维,即
目的语→思维(概念)
例如英语计算机词汇中default和enter。当学习者第一次接触到这些词时,只有通过非母语手段来理解他们的意义,然后再从母语中寻找合适的词来代表他们的意义,即“缺省”和“回车”。过程如图所示:
目的语→思维(概念)→母语
用外语说和写都是主动的、有意识的心理活动过程。说和写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先有思维,然后到目的语语料库中寻找合适的语料来表达思维,也可以不借助母语,即
思维(概念)→目的语
例如:与持目的语(如英语)者打招呼,根据时间和对象可选择Goodmorning,Goodafternoon,Goodevening,Hello,Hi,Goodday,Howdoyoudo?Howareyou?Howareyoudoing?等等。这与Halliday的语言潜势和实际语言行为(linguisticpotentialandactuallinguisticbehavior)理论极为相似。(转引自胡壮麟等1988:29-30)如果目的语语料库中没有合适的语料,学习者自然就会到母语语料库中去寻找表达方式,然后,想方设法将此表达方式用目的语再现出来,尽管它不是目的语的地道表达方式。
思维(概念)→母语→目的语
有些概念受特定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的影响,在母语中有方式表达,但是在目的语中根本就不存在,例如汉语中的“炕”、“工夫”、“八卦”、“二胡”、“京剧”、“乡镇企业”、“一国两制”、“五讲四美三热爱”、“三个代表”等等。这时候,就需要用目的语创造表达方式。如果目的语是英语,就可以称作中国英语(ChineseEnglish)。

3.英语变体与中国英语
英语已经成为一种国际上通用的交际工具,而不再为一国或一个民族所专有,正如Trudgill和Hannah所撰写的《国际英语》(InternationalEnglish)一书所示。英语在全世界有一些变体(varieties),Trudgill和Hannah认为有英国英语(EnglishEnglish)、北美英语(NorthAmericanEnglish)[2]、澳大利亚英语(AustralianEnglish)、新西兰英语(NewZealandEnglish)、南非英语(SouthAfricanEnglish)、印度英语(IndianEnglish),甚至牙买加英语(JamaicanEnglish)。在牙买加,有一个崇拜前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Selassie)为神,并信奉黑人终将得到救赎重返非洲的牙买加黑人教派,名叫拉斯特法里派(Rastafarian)。该教派在牙买加英语中创造了一些独特的词语,例如Jah(上帝)、IandI(我们,拉斯特法里派集合体名词)、Babylon(西方具有毁灭性的事物)、overstand(理解)、dreadlock(“骇人”长发绺)和duppy(魔鬼)等等。牙买加英语中还有一些与英国英语不同的表达方式,如dunny(货币)、ganja(大麻)、licks(痛打一顿)、peelhead(秃头)、tall(头发等长)、tolookfor(拜访)、tomashup(摧毁、破坏)、tostain(使味道酸)、reggae(雷盖音乐)等等。
中国的一些学者也谈到中国英语的问题,其中主要有葛传槼(1980)、孙骊(1989)、汪榕培(1991)、李文中(1993)、张陪成(1995)、谢之君(1995)、罗运芝(1998)、杜瑞清和姜亚军(2001)、林琼(2001)、金惠康(2001、2002)、江晓红(2001)、张文霞(2002)、杨纳让和延宏(2002)等。有人认为中国英语是中国人在跨文化语言交际中使用的干扰性英语变体,它有别于美国英语之类的国别变体(参阅张陪成、谢之君、林琼等)。但笔者认为,中国英语与印度英语、牙买加英语一样,也是国别变体。由于我们生活的环境和思维的方式不同,表达中国独特事物的英语表达法大量出现,在国际交往中得到广泛的使用和传播。《》、《北京周报》、《中国文学》等报刊杂志可以提供很多例子。中国英语在客观上是存在的。李文中(1993:19)曾下了一个定义:中国英语是指“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然而,有些人把一些错误的表达方式说成是“中国式英语”,例如陆效用举出的例子:跑车(runcar)、家用电脑(familycomputer)、拳头产品(fistproduct)、人山人海(peoplemountainpeoplesea)、来到我们身边(comingtoourbodyside)等等(2002:12)。笔者认为,这些表达方式是英语皮钦语在中国的一种形式,类似17世纪至19世纪在我国南方沿海地区流行的洋泾浜英语。当国际商业交往日益增多,人们对国际交际语言不很熟悉或不精通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用母语的词法和句法套用外语的词汇。

4.英语的教与学
根据Chomsky的理论,人类具有语言能力(linguisticcompetence)。2000年,Chomsky(2000:vii)又推出一个新词I-language,指人的一种内在本质(aninternalpropertyofanindividual)。人的语言能力是指人内在的或深层的能力,能掌握抽象的语言规则体系,而不是指具体的语言行为。也就是说,人类共有的是普遍语法(universalgrammar),而不是普遍表达法。人类在出生以后的一段时间可以习得任何语言,但是超过了关键期(criticalperiod)以后再学习掌握另外一种语言是非常困难的。在中国学习英语便是这种情况。在会英语的中国人(包括华侨)当中,汉语比英语好的人,英译汉的能力比较强,因为他的汉语语料库比较丰富,而英语的理解可以借助词典来完成;然而,英语比汉语好的人,汉译英的能力比较强,因为他的英语语料库比较丰富,而汉语的理解也可以借助词典来完成;当然,最好是双语皆佳。
学习语言比较好的方法是读、听、说、写、译。只有先读(包括大声朗读),才能听懂;只要会说,写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翻译是对双语水平的验证。我们通过读和听去理解、摄取信息,更重要的是记忆和掌握这些信息的载体——语言,以便日后通过运用说和写这个载体来传递信息。正如读小说的人很多,但是写小说的人很少,原因之一是读者只理解、记住了小说的情节和内容,而忽略了小说中所使用的语言。如前所述,人是通过读和听来摄取信息和语言的,在大脑这个处理中心,可以只留下信息,也可以将信息、语言全都留下。在外语学习阶段,记忆信息的载体——语言比记忆信息更为重要。
中国英语教师的任务是增加中国学生大脑中英语语料库的储存量,这些语料必须是原汁原味的(authentic)。掌握了这些语料,用英语这个载体去表达任何思想或概念都不会有问题。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语际语或中国英语皮钦语也是不足为怪的。但是,中国的英语教师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地道的英语表达方式,什么是中国英语皮钦语。这样,对中国英语教师的英语水平的要求就比较高了。如果要表达有关中国特色的概念或思维,中国的英语教师可以参考有关资料,比如《》、《北京周报》、《中国文学》等等,向学生传授一些中国英语,以便向世界宣传中国。
根据科学推算,一个英语学习者想要达到中等熟练程度,他需要大约2500小时的训练(Omaggio,21;转引自王玉云2001:22)。根据最新修订出版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大学一至四年级的英语课内学时只有380学时。根据在一所综合性大学、一所理工科院校、一所外国语学院和一所外国语学校调查的结果,学习时间与英语水平呈正比(赵忠德2001:39)。英语学得较好的人功夫主要用在课外,而课外的时间是充裕的,甚至是无限的。我们应该把文章做在课外,占领课外的阵地,多布置作业,让学生在课外通过读和听,大量增加英语语料的输入量,而教师在课堂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考核、答疑、讲授方法。教师不要再做语言的二道贩子,应该培养学生对外语的兴趣,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去学、让学生自己去查参考书、让学生直接接触地道的语言、让学生自己去说和写英语,这样,我们的英语教学就会出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注释:
[1]语际语是第二语言学习者试图模仿目的语而造出的带有错误的非母语、非目的语的一种语料。(Selinker,1969:71;Selinker,1972)
[2]北美英语包括美国英语(UnitedStatesEnglish)和加拿大英语(CanadianEnglish)。北美英语在拉丁美洲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地区也使用。
参考文献
[1]Chomsky,[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0.
[2]Ellis,[M].Oxford:
[3]Stern,[M].Oxford:
[4]Trudgill,[M].London:
[5]陈昌义.“外语”与“第二语言”不能混为一谈[J].外语界,2001(3).
[6]杜瑞清、姜亚军.近二十年“中国英语”研究述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1):37-41.
[7]葛传槼.漫谈由汉译英问题[J],翻译通讯,1980(2):2-3.
[8]胡壮麟、刘润清、李延福.语言学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9]江晓红.跨文化交际中的中国英语[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6).
[10]金惠康.中国英语的语用环境和语用功能[J].福建外语,2001(2).
[11]金惠康.用中国英语译中国古典诗歌[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2):113-117.
[12]李文中.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4):18-24.
[13]林琼.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新探[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1):12-16.
[14]林琼.从社会语言学看中国英语的本质特点[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1(2):97-99.
[15]陆效用.试论母语对二语习得的正面影响[J].外语界,2002(4):11-15.
[16]罗运芝.中国英语前景观[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5):24-25.
[17]宁春岩.对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的某些全程性问题的理论语言学批评[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6):2-5.
[18]孙骊.英语国别变体的研究和英语在中国[J].外国语,1989(2):17-23.
[19]孙晓青.外语思维和母语思维[J].外语界,2002(4):16-20.
[20]汪榕培.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J].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1(1):2-5.
[21]王玉云.互联网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J].外语电化教学,2001(2):22-26.
[22]谢之君.中国英语:跨文化语言交际中的干扰变体[J].现代外语,1995(4):7-11.
[23]杨纳让,延宏.中国英语的表现层面及特征[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85-88.
[24]张陪成.使用目的与国别变体——也谈中国英语[J].现代外语,1995(3):16-21.
[25]张文霞.英语写作评估中的“中国英语”现象及其影响[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S1):99-105.
[26]赵忠德.中国英语教学的症结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10):38-42.
[27]曹丽娟.中国英语初探[J].西北轻工业学院学报,2000(1):120-123.
[28]李少华,杨学龙.中国英语的可接受性[J].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66-69.
[29]严轶伦.全球化浪潮下英语教学中的本土化意识[J].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180-183.
[30]王维波,马冬.中国英语及其表达形式[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2(2):55-58.
(本文首次发表在《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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